f [7]Vgl. Arthur Kaufmann, Schuld und Pr?vention, FS-Wassermann, 1985，S.890. [8]Vgl. Hans Joachim Hirsch, Das Schuldprinzip und seine Funktion im Strafrecht, ZStW 106(1994)，S.758. [9]Vgl. Arthur Kaufmann(Fn.7)，S.891. [10]这样看来，认为只有站在报应刑的立场上，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理出责任主义原则，刑罚的预防功能无法解释责任主义的基础(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第26-27页)的观点，可能还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
除此之外，韦伯认识到，他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类型划分，虽然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当理想类型未能解释历史现实的若干重要因素时，就会回到启发或分析的价值中来{9}。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强国，其法律体系水准很低，完全未达到韦伯意义上形式理性的标准，但这样的法律体系并没有阻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与韦伯的判断背反。
韦伯很清楚，自己所建构的法律理想类型在历史现实中并不是依照其顺序出现的，不过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何种类型主导而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实质未曾从理性化的进程中消失，即使在最讲求效益的经济领域，诚实守信的善良法则从未失效，在讲求程序或形式的法律制度中，公平正义的永恒法则从未改变。恰恰相反，非常晚近的法律发展态势已经在法律体系中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排他主义……商法就是一个典型情况，它实际上是现代排他主义最重要的范例之一。如韦伯所言：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秩序，只是这个秩序的经验妥当性之得以实现的机会，还得到某些特别保障而已。总之，不管以哪种方式获取正当性，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具有关键性作用。
[2]自由心证是指排除原先机械式的举证制度，授权法官按照法律规定，依据司法经验和其内心的法律良知，确证证据的有效性，并以此认定法律事实。【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DAVID. M. TRUBEK.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J].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2. {5}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顾中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9}哈罗德•伯尔曼.韦伯法律社会学的若干错误前提[J].刘东，译.比较法研究，1994，(3-4). {10}STEPHEN M. FLED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s theory of law ：metaphysics, economics, and the iorn cage of constitutional law[J]. Law and Social Inquiry, 1991.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韦伯 秩序正当性 法律理性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旧城区及城郊的房主常常成为非法强拆的受害者。
最后，在处理方式上，采用制定机关自我纠错(修改)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撤销)相结合。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条例、决定)，但实际上撤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人大也从来没有撤销过。[11]其二，审查对象有限，仅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包括法律，也不包括司法解释。[53]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缺乏从制度过渡到现实的阶梯——程序保障。其次，与上述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重要国家机关以外的主体，特别是公民却成为了最活跃的审查请求提出者，尽管申请总量也并不高。
在通常情况下，重要机关对于规范冲突的敏感性超过个人及其他组织，因为有不少机关本身就负有立法备案的义务和立法监督的职责。法工委近期倡议，深入探讨备案审查这一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功能、地位和作用，逐步构建起备案审查制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为更好开展备案审查工作提供指导，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奠定基础。[57]参见李勇钢：《专访律师浦志强：为什么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载《华商报》2012年11月23日，第A1版。几乎千里挑一的审查率表明，面对因入口开放而产生的海量申请，审查机关事实上必须进行再筛选，以便挑选出其有能力审查并与制定机关协商解决方案的审查建议，同时淘汰掉那些暂无法开展审查、无法在共识形成的基础上酝酿解决方案的建议。
[66]尽管该案与孙志刚案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胡教授的建议并未产生2012年底三律师建议所产生的影响。[4]除了正在讨论中的宪法解释制度的程序构建之外，[5]如何进一步完善法规审查制度[6]也理应成为一个必要选项，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上述三个个案不妨被归入成功个案的范畴。[2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
[84]参见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基础、制度模式与中国路径，《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8-91页。相较而言，就平等权等其他权利受侵害提出的审查建议未能收到相同的制度变革功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权利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无法同人身权、财产权相提并论。
[76]《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3款。因此，针对行政法规所开展的审查更能全面地反应法规审查制度的实效。
[44]因此，有自我纠错机会的法规制定机关没必要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其纠错。参见许志永：孙志刚之死——公民建议，http:xuzhiyong2012.blogspot.com/2012/11/blog-post-679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5日。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包括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48]参见宋锐，见前注[18]，第30-33页。从制度表述来看，原《立法法》第90条[32]对审查请求主体所赋予的权利的配置是不平衡的。从宪法监督层面观察，许多国家的审查机构也通过多种途径遴选其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68]如果这些行政法规频繁的受到合宪性、合法性的质疑的话，那么国务院的立法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而这将会影响法律的产出量，因为在我们国家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法律案是由国务院系统提出的，而不是人大内部提出的。悖论二的存在是制度实践的必然，而非完全由立法瑕疵所致。
根据权威的解释，备案与审查都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范畴，备案属于知情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报送机关有关立法情况的方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们有必要再仔细推敲规则的内容。
2012年，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任建宇案宣判前夕，三位律师向法规审查备案室提交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相关法规进行审查的建议。[12]其三，作为一种典型的抽象审查制度，其审查要求或建议的提出只要基于提出主体对法规违法性的主观判断(认为)即可，而不要求以某一具体争议的存在作为基础事实。
[47]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8条。否则，如果来者不拒，法规审查工作根本无法顺利得以开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曾提到，在以往的工作中，对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它们经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提出，要求予以解答，同时它们又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法规备案的单位，因此立法法赋予它们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力。[7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
同样，对于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会轻易地要求废止或撤销。二、悖论一：审查请求权差序格局与激励失灵 (一)具体表现 法规审查制度的第一个悖论便是审查提出主体权利的错位配置。
《立法法》实施十八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机关公开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1款提出法规审查请求。其一，审查请求权配置不平衡遭遇激励失灵的窘境。
正如法规备案审查室工作人员所言，他们不是不想去反馈。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行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是否必要。
[83]此类建议也已得到一些同仁的支持，[84]法工委也有类似的制度规划。[29]河南4名律师曾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是否违反《种子法》; [30]当然还包括近期所集中披露的包括各地审计条例违反《审计法》、杭州地方性法规违反《行政强制法》等更为鲜活的个案……[31]尽管面临程序上的不便和限制，一些公民还是尝试通过提出审查建议实现权利救济、制度变革的目的。[81]张翔教授因此提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来完善的宪法案件筛选机制，完全可以做到既启动违宪审查、充分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又不至于给违宪审查机关过重的负担，使得违宪审查实际上难以发挥效能。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只要公民、法人等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就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
自立法法颁布以来，我们已陆续收到公民、法人、‘其他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建议共23件(其中2002年收到10件，2003年收到10件，2004年收到3件)。任建宇、唐慧等通过诉讼的方式合法抗争，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积极地针对国务院及地方人大开展立法监督权，而又无视自身立法质量问题，最终立法监督行为的正当性将会受到质疑。同理，尽管已经出现了抽象性审查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变的迹象，但目前不宜完全将其改造成以个案为前提的准附带性、甚至附带性审查制度。
四、完善建议 悖论一的存在表明，差序格局式的赋权惯性在监督语境下出现失灵现象，根本无法调动重要机关参与法规审查的积极性。除宋锐提及的2004年前收到的23份请求之外，田燕苗也透露，从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以来，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千件左右，最近五年来，共收到各类审查建议336件。
